缓解农村融资难题

陆宝杰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那么，农村应该打造一个怎样的融资体系来更好地服务“三农”？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立。

    周教授认为，农村须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建立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垂直合作体系。周立分析说：“虽然农村金融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各种针对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方案，也相继经过论证甚至得到全国性推广，但是农村融资难题似乎一直处于无解状态。为此，需要进一步阐明农村金融体系的一些基本问题，走出供求之争、机构之争、产权之争、体制之争的讨论，从农村的内生制度上，建立合适的农村金融顶层设计。”

    周教授表示，2000年以来，伴随“三农”问题连续被强调为党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重中之重。支农呼声愈响亮，使得几乎是唯一一家还为农民提供信贷资金的正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自然而然地摆脱了前两轮改革中的配角角色，成为这一轮改革的主角。目前我国农村政策金融主要着眼于国家农副产品收购这种垄断性商业行为，并没有脱出“工占农利”阶段统制金融的窠臼，故合作金融没有得到政策金融在财力上的支持，这导致我国农村真正的合作金融没有出现，故可以认为，不是合作制本身有问题，而是我国农村政策金融出现了问题。由于坚持合作化方向的农信社改革，一直没有真正的进展。所以，对农信社进行商业化改革，并以市场金融为导向，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

    他认为，由于单纯的合作化和商业化各有利弊，不少研究采取了折衷方案。还有一些研究跳出了纯粹的合作制和商业化之争，而是依据农村金融市场的体制问题而来。伴随对金融供给讨论的深入，正式金融组织在农村的局限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非正式金融制度成为讨论的一个主要方面。关于非正式金融的各种形式与作用，已有许多研究和调查，非正式金融在农村发挥的融资功能也得到广泛认可，非正规金融的信息甄别优势、交易成本降低优势、与民营经济的对接优势等，被逐渐地揭示。

    “由于非正式金融本身内生于熟人社会组织，信息充分流动并近乎无成本地获得，从而克服了信息不对称性，熟人社会中诸多抵押替代机制和对于抵押物的接收，解决了抵押物缺乏问题，也可以降低特质性成本和风险：而银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超大型经营部门，其他正式金融组织也是组织严密的，但是个体工商户、小企业等是一个高度分散化的小型经营单位，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对等交易关系。基于此，农村金融市场中正式和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关系，不应该朝向多元化的水平竞争方向，而应该是垂直合作方向。将正式金融组织的资金优势和非正式金融组织内生于熟人社会的组织优势，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效缓解农村的融资困难问题。”他说。

    在周教授看来，建立两部门垂直合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这只是在市场逻辑内考虑问题。由于一直以来对农村的制度安排不合理，经济交易条件不对等，导致农村和城市、农业和二三产业之间的产业利润率一直存在很大差异。由此，也不难理解两部门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的局限——它毕竟不能改变城乡区隔的二元制度安排。但是，在城乡完全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制度尚未建立、二元结构是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却是一个科学化的改良方案。

    他认为，建立两部门垂直合作型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挥农村内生制度的主体，甚至主导作用。所以，目前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需要超越现有的供求之争、机构之争、产权之争、体制之争，而以“问题意识”出发，回到“二元结构”是既定事实这一前提，发挥农村内生制度安排的作用。在金融方面，主要应该是扶持和发展内生金融。

    他解释说。农村的内生金融制度，主要是发挥农村各类金融安排自身的作用，包括民间借贷、资金互助等，但又不能单独将其抽出来，孤立成一个与农村内生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社会规范相分离的独立制度。否则，就失去了内生金融的发展土壤。通过历史回顾和现象观察，我们知道，农村内生金融制度无论经过多少制度变革甚至严厉打击，都会生生不息，这与其制度的内生性密切相关。经过建国以来各种制度的洗礼，各个地方的农村依然存在各种类型的内生金融制度安排。所以，需要发挥内生金融的组织制度优势，外部的金融供给，不应该再重复机构下乡的老路子，只用做到资金下乡就行了。